周恩来陈毅特批 他们才到当时最高大上的饭店开了会

1949年11月1日,是星期二,新中国中央政府各机关正式开始办公。在北京东四马大人胡同,一个新单位也在此正式成立。

“中科院的很多故事和贡献被遮蔽了。”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孙烈说,该院原副院长张劲夫曾在回忆文章中指出,中科院的科学家和科技人员参与“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为中华民族赢得国际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但鲜为人知。“我们要正式披露史实,给历史和后人一个交代,中科院做了那么多事情,过去很多人不知道,现在要让更多人特别是年轻人知道,请历史永远记住这些人这些事。”

中科院成立之时接收了两大原国立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周恩来指出,要让它成为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的火车头。

新中国成立后,科技人才的家底是多少?“当时了解了一下全国的情况,估计有八百位比较有成就的科学家,相当于现在的副研究员水平吧,这就是我们自立的底,还有一百多人在国外。”长期担任钱三强专职秘书的葛能全回忆,当时在中科院从事管理工作的归国科学家钱三强抓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筹建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咨询机构——中科院学部。

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学部设立。经过全国科学界推荐和反复讨论协商,首批233位中科院学部委员人选产生了。

他们中有新中国成立之初毅然留在国内的优秀科学家,有从海外归国的学子,很多都是中国主要学科的开拓者和近代科学的奠基人。

工作人员去饭店排会期怎么也排不上,得到的回应是“国际会议来开会都排不上,哪轮得上什么中科院的学部会议?”

会议如期在北京饭店召开。当时参会的学部委员汪猷(注:我国著名有机化学家,后来参与首次人工合成了结晶牛胰岛素)说:“居然去北京饭店开会,这说明党看得起我们知识分子。”

学部成立后,全体学部委员组织全中国的科学家参与编制了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1956年-1967年)(简称《十二年规划》),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制订的第一个科学发展规划,也奠定了国家科技事业的基础。

在规划初步完成之后,张劲夫带着600万字的《十二年规划》草案向总理汇报,提出涉及全面发展的57项重要任务。周恩来说:“这么一大摞资料,这么多重点,国务院应该主要抓哪些?”最后,原子能、电子学新技术、喷气技术等12个重点任务凝练为四大紧急措施:发展计算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学和远距离操纵技术。

历史证明“四个紧急措施”是非常及时的。如果不优先发展计算机,就会拖延“两弹一星”。由于半导体和电子学的研究与计算机研制又是紧密相关,因此这些新兴学科亟需优先发展。

“钱先生1948年回国后,近半个世纪的人生经历一直和中国科学院紧紧相连,他的很多人生故事都可谓科学院历史的注脚。”葛能全回忆说,钱三强参与了中国科学院建院方案的起草和实施,主持了中国科学院学部的建立以及学部委员的选举,勘定中关村000931)第一栋科学大楼(近代物理所)的选址,广纳群贤建成我国原子核科学技术的“老母鸡”等。

作为共和国很多重要科技事件的亲历者,中科院党组原郭传杰研究员回忆,建立科学院草案的起草人就是钱三强和丁瓒,“钱先生留学法国,对法国科学体系很了解;后又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了解苏联科学体制。因此,中科院体制是苏联和法国模式的结合。”

近代物理所后来更名为原子能所。新中国的科学大业,就是从这座科学圣殿发轫前行。从这里走出两位国家最高奖获得者,7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数十位泰斗级院士,“裂变”出一批重要的核科学和物理学研究机构……

1964年10月16日,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爆炸成功,中国科学院为此做了大量关键性的工作。

孙烈说,为了成就“两弹一星”事业,中科院投入40多家单位,约17000余人参与相关工作,占全院约60%科研人员,把千余名科技骨干输送到其他机构,孕育或共建多家研究院所。共有17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曾在科学院工作,还培育了钱三强、钱学森、赵九章三位科技帅才。

原子能所最优秀的人才都被推荐到核武器研究部门,有人称在中国研制“两弹”的进程中,原子能研究所是“满门忠孝”。

“‘两弹一星’成功,科学院功不可没。大众不了解,是因为终端产品不是科学院拿出来的,很多科研工作者是无名英雄,历史往往忽略了。”葛能全不无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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