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望: 以科技推动城市转型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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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科技博览会开幕演讲,讲三个问题。第一个,基本概念,发展高新技术、发展科技产业的相关基本理念,我们是不是还存在一些误区,需要厘清;第二个,究竟如何发展科技型的中小企业?是选择大企业?还是选择中小企业?发展科技型中小企业需要做些什么,或者说我们还缺少点什么;第三个,在世界各国的同类转型城市当中,找一个对标的城市,譬如匹兹堡,有哪些经验可以给我们兰州的转型发展提供借鉴。

说这句话,不是说要否定高新技术。但高新技术的概念谁来定义?什么是高新技术?我觉得应该是由市场说了算,而不是搞高新技术的人自己说了算。我认为“好的技术”这个概念比高新技术更为重要,更有现实意义。

在发展高新技术,或者说在技术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当中,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一个就是制度,技术与制度的关系。我们一讲建设高新区、发展高新产业,马上就联想到是不是给些优惠政策。实际上我讲的制度并不是优惠政策,优惠政策恰恰破坏平等竞争,不利于科技创新和企业的长久成长。

小平同志有一句名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是科学技术并不天然就是生产力,科学技术要向生产力转化,需要一系列的条件。工业是由发明家、科学家和企业家共同推动的,实际上在瓦特之前就有蒸汽机,但是蒸汽机在瓦特的手里实现了工业化,这是企业家的本领。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需要发明家和企业家共同努力,还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安排,譬如说产权保护制度。有一个经济学派叫制度经济学派,专门讲西方世界的兴起,就是因为产权保护制度给现代公司的诞生、发展,提供了制度条件,包括公司治理,尤其是股份制公司的出现,复式记账的发明,银行的出现,才使得大量的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才引起了引起了工业。

同样的道理,催生企业家,也是有条件的,企业家的成长需要一定的土壤和制度安排。马云54岁正值盛年就退休,实际上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我觉得这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作为一个企业家,50岁、60岁是黄金年龄、黄金时期。硅谷有很多中小科技企业是科学家发明家率先发起的,技术发明人是首席科学家,然后请一个CEO,这个CEO往往是五六十岁的企业家。马云实际上就是一个企业家,50多岁在他的盛年、黄金时期就退休,是不是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党中央国务院去年发了关于《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业的意见》的文件,最高院也发了一号文件《保护企业家权益十条新规》,马云的退休是不是也应该引起我们的一些反思?我们在这方面是不是还缺少点什么?

最近的贸易摩擦也罢,贸易战也罢,实际上背后是技术战,技术战的背后是制度之战。美国人盯着我们的专利保护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功课要做,还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改革要为技术的发展,为技术向生产力的转化提供保障。

所以吴敬琏先生有一句话,叫做“制度重于技术”,或者叫“制度高于技术”。在当前情况下,发展高新技术也罢,发展科技型企业也罢,制度可能更重要。有时候金钱也不起作用,或者说,金钱的作用是有限的,政府也无能为力。宁波市政府曾经要花5000万培养1000个左右乔布斯式的科技企业领军人物,结果被认为是一个笑话。这不是钱能解决的,是要把土壤改造好。

前几年我讲过一个问题“阿里巴巴为什么诞生在浙江?”,换一句话说,“阿里巴巴为什么没有诞生在甘肃?”除了因为它本省有庞大的中小企业群体、密集的专业市场的基础之外,还有两个原因就是,浙商的文化基因是做经销网络的,他们把在现实世界经销网络的方法搬到虚拟世界,建到了互联网上。最关键的原因是,浙江是一个无为政府。如果说阿里巴巴当时诞生的时候,工商、税务一哄而上,查营业执照,查有没有交税,就没有今天的阿里巴巴。所以好的企业、好的企业家、好的技术应用,我们要研究它们是怎么诞生的,它有一系列的制度条件。

我们国家有一批中等城市经济发展比较健康,比较平稳,我把这个现象叫”“中等城市现象“。这些城市并不是一流大学的集聚地,并没有高精尖的技术,也不算是高精尖技术前沿,但是它们经济发展一直比较平稳,比较坚实,这样的城市包括像佛山、烟台、青岛、无锡、泉州、东莞等等。

前一阵我去过安徽的宣城,召开了一个中国制造宣城峰会。宣城是文房四宝的发源地,徽商的祖籍,经济非常充实,小巨人企业很多。这些城市在高新技术发展方面,不是长项,但是它的实用技术和高新技术之下的中等技术,解决了大问题,在经济发展当中,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比如说宣城做的宣纸,算是传统的工业品,它就是匠人精神,没有什么高新技术含量。这就是我前面讲的,它们都是“好的技术”。

我国经济效益最好的钢铁厂叫江苏沙钢,在一个中等城市张家港,沙钢的竞争力是什么?是负公差。螺纹钢,可以允许有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五的正负公差,它把负公差做到千分之五,别的企业做不到。而它怎么做到负公差呢?它需要一系列的技术,但并不是很高精尖的,譬如说地基要稳,甚至于调轧机的技术往往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是老师傅的一种手法,是一种隐形知识。加工业、制造业,往往是蚂蚱腿里榨油,沙钢这样的企业能榨出来,这就是核心竞争力。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一味强调是高新技术有多高。兰州牛肉面好吃,解决了我们甘肃很多人的就业和致富问题,它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是汤的味道。这里面也没有什么高新技术。再举一个例子,铁钉。铁钉的发明曾经改变了人类的历史,造了大船,使航运能力得以突破。后来人们才发现,铁钉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实用技术的。

即使有条件发展发展高新技术、新兴产业,我们也不要丢掉实体经济、制造业。有远见的城市一定要防止城市产业过早的空心化。美国在回归制造业,前些年广东腾笼换鸟,退二进三,但前些天,广东省政府也出台了“实体经济新十条“《广东省降低制造业企业成本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也在回归实体,回归制造业。当然,制造业、实体经济,不仅是钢筋水泥这些传统的重化工业,也可以用新实体经济和新制造业的概念来提升产业结构,改造企业。用互联网、网络技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来改造传统产业。只要有这样的意识就行,进入得早,改造得早,就有可能是新制造业,新实体经济。

和科技两个字并重、处于同一层面,还有设计。在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之间,还有一个关键的环节叫做中国设计。全国原来的副委员长卢甬祥,做设计出身,这几年他一直在呼吁设计的重要性。我们知道有一个“中国制造2025”,实际上卢甬祥院士领导的一个专家团队还在做“中国设计2025”,这也是同等重要的事情。设计虽然不是科学技术,但它和科技同等重要。今天的主持人是科技厅的厅长,未来是不是可以叫科技与设计厅厅长?我觉得有可能的。

德国有一个调研,1600家不同竞争力、不同层次的中小企业,科研投入、技术研发的投入是2.5%左右,但竞争力差距非常大。什么原因?是因为设计方面的投入不一样,才引发了竞争力的差距。所以设计和技术一样,技术研发和创新设计一样,都很重要。苹果手机主要是设计,乔布斯不仅是一个企业家,更是一个伟大的设计家。实际上很多程序、软件主要是设计思维及设计战略。腾讯的微信,阿里的钉钉,都是做到极致的人性化的设计,以设计占据了产业的制高点。浙江的诸暨和义乌都做袜子,是之乡,袜业的竞争非常激烈,非常便宜。一个诸暨的企业家做袜子,他到了杭州,和浙大搞运动学的教授、心理学的教授共同研发功能袜,专门做运动员穿的袜子,一双袜子都是10美元以上。不同的部位用不同的材料,不同的工艺,结果把这个袜子做到了国际市场。从原来低层次的红海竞争,进入到一个蓝海的领域,这就是设计研发引起企业竞争力的。

在我们国家,技术的研发基本在大企业,在科研院所。在美国,技术研发、技术创新主要在中小企业完成,这是中美的区别。今天我讲的就是怎么让中小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力军,同时推动一个城市的经济转型。

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成长需要哪些条件?如何孵化科技型中小企业?一般来讲,需要四个因素。第一,要以大学、科研院所作为原动力,技术的创新源;第二,要有相应的金融机构,不仅包括传统的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而且有金融创新,新的金融制度。有人统计,兰州居民的本外币存款是GDP的三倍。这在中西部城市里面,算是比较高的,但并不能说明问题,恰恰说明我们存在某些缺陷,高储蓄率没有转化到实体经济里面去,没有转化到企业里面去,这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第三,除了金融机构,还要有一系列的中介机构,像律师、会计、咨询、报税、商标、注册等等,为企业做服务的接生婆、保姆,为企业做外围服务。第四条,还要有适合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文化环境以及文化氛围。

我着重讲一下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需要的一系列金融制度的安排。发展科技型中小企业风险投资是非常重要的,照片上这位成思危先生被称为中国的风险投资之父。我们知道,经济学教科书把资本家分为几类,货币资本家提供货币、产业资本家从事生产、商业资本家从事流通。风险投资是什么呢?是货币资本家里的一种,也是比较高层级的一种,专门经营风险的生意,是风险型的货币资本家。

风险投资最初的源头就是一个念头,一个idea,一个点子。在大学集中的地方,大学教授带的学生,或者外面的合作对象,大家先有一个点子,再拿出一个商业计划书,就可以请相关中介机构的人,律师、会计、商标等等专业人士过来评估商业计划书。评估后,风险资本家就进来了。风险资本家不是专门经营公司的,他实际上是把猪买了,再养一阵,养一阵以后再卖掉,卖给更大的企业,卖给上市公司。

在科技型中小企业里边,最典型的一种企业形式就是合伙企业。什么是合伙企业?就是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企业。什么是承担无限责任?它不是有限公司,科技型中小企业很少设立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承担册资金以内的责任,注册资金亏完了以后再不承担其他责任。科技型中小公司,这种高风险公司都是要承担无限责任,很苛刻的,不仅承担无限责任,还要承担其他合伙人的连带责任。

风投公司往往是和合伙企业结合,是有限合伙,只拿钱的叫LP,合伙企业内部的人,是GP,叫普通合伙人。普通合伙人就是我前面说的,既要承担无限责任,还要承担连带责任。这些早期的GP,也拿不出很多钱,为了吸引和稳定团队,可以拿一个期权,五年以后给兑现。期权也是为早期创业者考虑的,它是一个激励机制,是金。如此一来,这种中小企业的成长就是华山一条道,左面是悬崖,无限责任,右面是峭壁,连带责任,前有肉,肉就是可以卖掉,可以上市变现,后有狼,即挑战者,新进入者。这是独木桥,也是阳光道,而且只有一条道,这是大多数科技型中小企业最初诞生和成长基本轨迹。

为促进这类企业成长,正规金融机构也有一些金融制度的创新和特殊安排。银行提供可转债就算一种,也就是可以转化为股份的。这对企业来说一般都是利率很低的,但旱涝保收,未来上市以后,可以把转化为股份,就把间接融资变成了直接融资。这对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和银行而言都是双赢的金融安排。当然,银行是主动转股的,不是中国国有企业的债转股,银行被动变成了股东。

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而言,最重要金融创新是天使投资。风险大,但收益也更大。现在一线城市活跃着大量的天使投资人,国内比较有名的薛蛮子,早年是孙正义的助手,后来在国内做了一系列的风险投资,很成功。比如投了一个年轻人李想的汽车之家,早期的UT斯达康,都是上万倍的收益。

天使投资人是职业伯乐,带有某种公益性质,一般出钱不是很多,但钱投出去,也有可能赠送掉,这主要是看创业者个人。天使投资有一定门槛,像新东方的创始人徐小平、俞洪敏、小米的创始人雷军等等已经创业成功的企业家,现在都是著名的天使投资人,这些人投资的项目,有的可能已经超过了他本人的企业。

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成长还有一个重要的外部环境就是文化土壤和氛围。曾经有一位美国学者专门写过一本书比较128公路和硅谷。128公路在波士顿,哈佛、麻省就在边上。128公路和硅谷先后起步,甚至128公路比硅谷起步还早,但最后衰落,而斯坦福边上的硅谷却发展了起来。写这本书的教授得出一个结论,主要是两种文化差异造成了这个结果。硅谷文化是创新文化,不拘小节的,敢于冒险,而波士顿,大纽约地区,属于新英格兰地区,都是贵族精神,讲究等级、秩序,比较保守。

发展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文化氛围里面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就是容忍失败。乐视网的贾跃亭在国内已经臭名昭著,输得一塌糊涂,但他跑到硅谷还是扎下了脚。实际上风险投资人特别欢迎、特别青睐曾经有过失败经历的企业家。虽然贾跃亭失败得有点太过分了,但很难说,在硅谷那样一个文化氛围当中,贾跃亭也有可能东山再起。投资科技型企业、科技型项目,政府很难作为一个投资的主体。为什么?政府官员不允许失败,钱打了水漂,要承担责任。所以发展高新技术也罢,发展科技型的中小企业也罢,政府的政策、产业政策作用都是很有限的。

美国硅谷的很多企业都是不坐班。谷歌有一个规定,上班时间可以留出一定时间为自己工作。有些小公司的员工,没有办公室,或者共享办公室,不固定办公室,大家从办公楼中出来,到一个咖啡馆或者草坪上,进行头脑风暴、点子碰撞,最后一个商业计划书出来,一个小型的科技型企业就诞生了。当然,太过自由也不行,美国的硅谷也是同性恋和吸毒最严重的地方。

全世界传统的重化工业城市有哪些转型成功的?哪一个城市可以和我们兰州做一个对标?最后我想到了匹兹堡,美国宾州的匹兹堡。它在美国的铁锈带,是铁锈城市之一,它和中国的东北那些城市面临着一样的问题。兰州、白银也是这样的城市,原来是重工业城市,但也是资源枯竭城市,面临着要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美国现代工业的奠基人之一就是在匹兹堡,原来叫钢铁公司,现在叫美国钢铁,是美国最大的钢铁厂。传统钢铁产业衰败以后,如今匹兹堡又是美国新兴产业的聚集地,成为IT、医疗、金融、生态、环保、大健康非常发达的城市。我简单做了对比,实际上匹兹堡和兰州,城区面积差不多,人口匹兹堡比兰州100万左右,但是人均GDP,匹兹堡是兰州的六倍。匹兹堡的特点就是内生发展,把所有自己可利用的内部要素全部整合起来,市长就是一个企业家,也是一个资源配置的人,也是一个整合要素的人。这个案例是在一个小群“聚力甘肃”里边讨论过。对于兰州如何发展,群内也是两种两种主张,一种是引进外部力量,还有一种就是聚合内部要素,进行紧密合作。

我参加过合肥的经济转型论坛,有人提出合肥要承接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我不太同意这个思路,我觉得还是要把本地生产力先激发了、解放了,把本地的要素聚合好,不要等待转移产业,那个路子不是可持续的。

兰州的情况也差不多。兰州内部有哪些优质要素?首先,有很好的大学,如兰州大学;其次,有兰州军区,现在好像叫西部战区,但是陆军指挥系统还在这儿;第三,还有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很悠久的历史;第四,兰州是省会城市,匹兹堡就不是省会城市。未来省会城市会和其他城市的发展差距会拉开。有两个原因,一是高铁,高铁一般都是经过省会城市,省会城市是个枢纽站。尤其兰州。西北概念,出发点在西安,但真正的枢纽是在兰州,兰州的交通是四通八达的。省会城市在资源配置当中的层级比较高,上位资源整合下位资源的时候有优势。

兰州还有军民融合的优势。什么是军民融合的优势?两方面。一方面是需求,军方有很多需求,地方可以提供和满足军方的需求。另外国防技术可以外溢。兰州有一些国防技术外溢已经做的很不错。

因特网的前身是美国国防部内部的一个阿帕网,因特网实际上是国防技术,是军队国防技术的外溢,这是一个外溢的故事。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工程院的院长叫特曼,号称是硅谷之父,他就是专门给军方做电子战,做电子战设备。这是一个满足军方需求的例子。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中美贸易摩擦很有可能演变成冷战,如果说冷战真的到来,军民融合更多的机会也到来了。当然,我们并不希望这样。

那么在兰州,产学研一体怎么实现?这是我们已经探讨多年的问题。在硅谷有OTM,也就是大学里边的专利办公室,或者叫知识产权办公室。这个制度非常灵活,只留15%的管理费,余下三三制,各三分之一分给学校相关的所在学院、所在系和发明人。在斯坦福,教授们对外合作经费的40%可以用作自己的劳务收入,叫智力支出,这些都特别需要我们学习。我听到,北大的教授,为了自己科研经费中几千块钱的出差,被纪检部门搞得狼狈不堪。现在院士们给总理也在提意见,就是关于科研方面的经费,要有灵活度,要向应用方面倾斜,不要管那么死,要促进产学研一体。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比较就是2000年,一个叫卢克的26岁年轻人,当选了匹兹堡市长,卢克上来以后,给自己定位是招商市长、招人市长,在全美国招商,招人,他的上任使匹兹堡的人口和产业大大年轻化。而同时在北部另外一个城市底特律,美国曾经的汽车之城,两大汽车厂商福特、克莱斯勒均在此,但因为问题,底特律的市长被判了28年,现在还在监狱里边,而且2013年发生了哄动一时的底特律城市破产案件。

苏州提出“亲商、安商、富商”的理念,值得借鉴。苏州曾经有四大国有企业,香雪海、红灯、长城、雪花,但是后来全部倒闭。这一批国有企业倒闭之后,苏州下面六个县市的乡镇企业得以接续,但乡镇企业到后来因为体制僵化,也出现问题,苏州就开始对外招商,和昆山、浦东抢外商、抢民企,结果他的“亲商、安商、富商”理念,使苏州的经济又得到了接续和转型。习总说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但在一些地方却变成了“轻商”、“躲商”、“冷商”,这就有点矫枉过正了。

再举一个浙江的例子。浙江金华是一个地级市,下面有一个义乌市是县级市,但是金华干部们的收入是义乌干部们收入一半不到。什么原因?义乌有一个全世界有名的小商品城,这个商品城就是他们的财源,是这些干部们的饭碗,他们对这些招商来的小微企业,尽心尽力服务的非常好。义乌比金华的干部收入高,原因就是一个,整个义乌政府围绕着小商品市场转,是一个真正服务型的政府。税源好,企业好,当地干部的收入就高。

今年6月份唐省长召集我们在京的几位甘肃籍专家开会,我向省长推荐浙江的“最多跑一趟“,也就是企业办事最多跑一趟。浙江各级政府这种服务意识、发展意识,值得我们学习。浙江怎么做的,照抄就行了。我想,发展仍是兰州的第一要务,还是要经济发展。十九大报告讲,近几年要做好风险控制、环保、精准扶贫三大攻坚战,同时,十九大报告也讲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仍然没有变,所以,经济发展仍然是中心工作。处理好中心工作和目前面临的攻坚战当中的一系列具体问题,需要智慧。譬如说环保、金融,怎么监管?不要搞成运动,不能搞一刀切。发展,这个中心工作在我们甘肃和兰州,还是要牢牢把握好。作为一个甘肃人,看到一些媒体上说,甘肃人均GDP全国倒数第一,感觉很不好意思。要发展,我们尽管还存在很多困难,但不发展,困难更多。很多问题,都可以通过发展来解决。

新望,经济学博士,曾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民营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改革》杂志主编,《经济观察报》研究院院长,现任中制智库研究院院长。曾荣获第11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出版《谁来担纲中国经济》,《村庄发育,村庄工业的发生与发展》,《苏南模式的终结》,主编《改革30年,经济学文选》、《中国经济学经典文选》、《公司的力量》、《民生中国系列丛书(17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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